为一己私利，他将数亿资产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借给连年亏损的公司。

为独揽大权，他经常说，“我说的话，你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为对抗调查，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

他就是高守良，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

提起高守良，北京市国资系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61年出生的他，从北京市西郊粮库的普通职工干起，在粮食系统工作多年，一路升迁，曾担任北京市西郊粮库党委书记、总经理，北京市粮食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等职务。1993年，年仅32岁的他走上副局级领导岗位；2013年，成为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大权在握。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高守良的人生开始大幅度偏离正轨。

2018年8月，高守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高守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违反群众纪律，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违反生活纪律，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追求低级趣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今年3月，高守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做梦都没想到，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审查调查人员，高守良泣不成声。然而，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却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欲望畸形，单笔受贿3000万元——

“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2017年冬的一个晚上，北京航天桥的一个公交车站旁，一名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紧张地留意着驶过身旁的一辆辆汽车。不久，路边停下一辆车，两名男子从车上下来，开始用手机拨电话。随即，这名女子的手机响了起来。双方核对手机号后，确认身份无误，两名男子从后备厢取出3个行李箱，交给了这名女子。

整整1000万元现金，在夜色下完成交接。收钱的女子姓高，高守良的大女儿。正是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下，她成了那个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盘手。

这1000万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产项目中获利的一小部分。该项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环中路，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

在项目筹划阶段，高守良就向中间人林某提出，要从这个项目中获利5000万元：“这个事，挣几百万要担风险，挣几千万也要担风险。同样是担风险，那就挣个几千万吧。”

急于得到项目的该公司负责人唐某马上答应了高守良的要求。很快，市供销合作总社与该公司达成开发意向。但在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前，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给他第一笔钱——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必须是现金。钱不到，协议便不签。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幕。

在收到第一笔钱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对方以转账的方式，将3000万元人民币转到由他实际控制的某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高守良将他对金钱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尽致。”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时，已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那笔3000万元的转账就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两天。

“高守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特别严重，作案手法隐蔽，犯罪情节恶劣，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这些都说明高守良贪婪成性，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王向明告诉记者，在真金白银面前，高守良无所不用其极，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

经调查，高守良涉嫌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其中，1.1亿元未遂），涉嫌贪污16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余万元。

“我内心深处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高守良这样剖析自己堕落深渊的原因，“事事想回报，认为自己从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处、占点便宜，他们也没吃亏，自己很心安理得。”

专横跋扈，搞“一支笔”“一言堂”——

“他说你对就对，说你错你就错了”

专横跋扈，是同事们对高守良的一致印象。

“他说你对就对，说你错你就错了。”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工作人员说。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大搞“一支笔”“一言堂”，俨然把单位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2014年8月，在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了“某公司重组项目用款及担保”的议题，决定为某公司提供4亿元信用担保。

“这个项目是临时上常务理事会的，我作为班子成员，连这个公司的名称都没听清楚，他直接就决定了，更别提科学论证、科学决策了。”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副书记表示。

在此之前，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以期权投资的名义已累计借给该公司5000万元。而在钱借出去不久，审计部门就发现，该公司连年亏损，连利息都已支付不起。

高守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生气，但当该公司负责人郜某某递上一份500万元股权承诺函后，一切都变了。高守良不顾市供销合作总社常务理事会的反对，又向该公司追加投资1亿多元，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投资管理中心为该公司非公开发行4亿元私募债券出具担保函，并签订担保协议。

经鉴定，在该项目中，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共有4.6亿多元最终无法收回。

高守良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的这些年，由于其随意决策、独断妄为，总社负债率增长了9倍。截至2018年底，负债金额已达182.76亿元。

“企业投资必须符合规章制度的要求，比如，要上会研究、要风险评估、要事先审计，土地出让必须要经过招拍挂……但是，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审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高守良甚至连下属企业的运行执行情况都不让监事会参与，人为地把监事会弱化、虚化、边缘化，导致供销合作总社内部监事体系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除了在常务理事会上搞“一言堂”，高守良对待下属更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在工作中，只要是同事们的行为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轻则训斥、重则辱骂。”据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些干部职工介绍，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经常出现“废物”“白痴”这样的语言，有时他甚至连基本形象都不顾。

“他经常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这是高守良曾经的同事说得最多的一件事。在一次酒后，高守良半夜11点召集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主要议题就是“骂人”。

在高守良看来，“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

“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也经常说，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高守良作为一把手，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歪曲的从政行为，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既污染了党风政风，更败坏了党的形象。

对抗调查，模拟现场反复演练——

“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

挖空心思敛财的后果，高守良心知肚明。他利用曾经担任过3年纪委书记、曾参与上级纪委专案组工作的经历，想尽一切办法对抗组织审查调查。

“他的反调查意识非常强，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所有财产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审查调查人员介绍，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高守良实际控制了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是高守良的妻舅、外甥女和曾经的同事，他们要么长年不在北京，要么对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让人吃惊的是，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

“这些公司表面上看，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查出问题后也根本不会想到和我有关系。”高守良回忆起这些，仍自以为高明。

然而，得意的背后却是惶惶不可终日。2017年底，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无法平静了，开始精心构筑攻守同盟。

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叮嘱，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销毁，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联系。

“他说，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

这只是第一步。为了应对调查，高守良绞尽了脑汁。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还和涉案人员模拟调查现场，反复演练。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高守良的腐败路径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强大的组织对抗的。”高守良表示。

“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项纪律”项项违反。不该做的事，他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应该做的事，却敷衍了事、毫无作为。“高守良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尤其作为党委书记，连‘四个意识’都说不上来，想了半天才编出一个‘自律意识’。”北京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

“我的罪行给党、给市供销合作总社抹了黑，带来了损失。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是组织、家庭的罪人，这种罪，今生是赎不完的！”即将面对法律惩处的高守良如今顿悟，却为时已晚。

（本报记者 郭云峰 通讯员 邓炜晴）    

 

⦾点评

翻开高守良的工作简历，32岁就走上副局级岗位，本可以大有作为，为何却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剖析这一典型案例，就是要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扭曲的价值观是重要诱因。高守良坦言，他知道没有党组织的培养，就没有他的工作成就和幸福生活，但内心深处却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所以，他虽然常常在口头上讲党性、讲觉悟、讲奉献，但一遇到具体事情，特别是在“房子、位子、票子”问题上，就盲目攀比，心理失衡，事事想回报，就想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拿些好处、占点便宜。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觉悟没有了，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错位的权力观令他疯狂。高守良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期间，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权力的错误认知。因为手握重权，他飘飘然了，认为“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所以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一言堂”“家长制”，甚至视党的纪律为儿戏，认为党的纪律只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内心缺乏敬畏，自由主义泛滥，等等。加之他认为自己已经在局级岗位工作了25年，事业已到了“天花板”，最终越走越偏，严重偏离正轨。

高守良走到今天，除其自身原因之外，制度的不健全、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因其集体所有制的特殊经济性质，导致在经营决策、财务管理、部门设置、干部任免等方面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间接给高守良为所欲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甚至多次拒绝有关部门开展审计的要求，并指使相关人员誊抄、修改党委常委会记录，临时编写党委常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工作纪要，以应付市委巡视组的巡视。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领导人员贪腐案，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调整心态、摆正位置，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也要重视起来，不仅要压担子、要成果，更要加强教育、管理、交流和监督，通过深化标本兼治，正本清源、净化生态，切实形成不敢腐的持续震慑、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瑾闽 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