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应该历史地看待高校的重点学科评估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从学科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条件建设等方面对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估，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高校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科研水平的上升。”

　　但三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后，也暴露出来了诸多问题。姜耀东举例说：“比如用统一的指标评审各校的相关学科，导致学校失去个性而追求高大全，同时，这种重点学科的评选和审批，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重点学科向少数名校聚集，绝大部分普通高校很难有机会获得。”

　　在重点学科审批“走偏”过程中，高校自身也脱不了干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指出，“大学为评上重点学科，不按学科建设规律办事，而是急功近利，比较典型的就是花巨资引进所谓的领军人才，或者从其他高校挖来某个团队；另外，在评审中，不但公关评审专家、行政部门，还对学科建设进行包装，弄虚作假，在评审中并不鲜见。人才假引进、院士四处兼职，人才计划、成果申报中的跑、要现象都与此有关。”

　　用统一指标来衡量高校的发展容易带来“同质化”问题，这是重点学科审批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申报、审批的过程中，高校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利益交换的行为却也实实在在地加剧了重点学科审批“异化”的进程。

　　放权：高校将可发挥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自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之后，一些高校仍然处于观望之中，也有一些学校不为所动，按照已经明确的发展思路有条不紊地运转。

　　有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点学科目前只是5年一评，其审批的取消对于一些重点高校来说影响不大。这位负责人强调，对于有着较为清晰发展规划的大学来说，无论国家层面是否给予重点学科认定，都会明确自身的特色，将优势学科做大做强，在学校层面给予优质学科以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因为未来高校之间的竞争，除了综合实力的较量，还会有特色与个性的比拼。

　　因此，在向世界一流高校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首先要做的，是明确自身发展的特色、方向，练好内功。

　　“通过这次多项审批权的下放和取消，中央已经明确释放了信号，未来，政府会把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全部交给大学，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这次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取消，只是教育去行政化的开始，接下来在条件成熟时，招生计划审批权、考试组织权、学位授予权等也将逐步归还大学，从而真正实现管办评分离，大学真正做到自主办学。可试问，有朝一日当自主权真正掌握在高校手中时，有多少高校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专家指出。

　　为此，姜耀东分析，政府向高校放权，高校将可以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来发展学科，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但应当看到，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需要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学校治理水平同步推进。除了行政化，我国高校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也是一个明显短板，还存在着诸如大学章程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大学学术权力虚位和二级学院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等问题。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对高校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建议：变审批为审核，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取消重点学科审批之所以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灵魂，取消审批后，高校的发展依然需要一个有关学科评价的科学、公正的“游戏规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认为，“建议变审批为审核，以此重构高校和政府关系，因为审批意味着高校按照政府制定的学科标准进行学科建设；而审核是高校自主地制定学科标准，政府按照高校的标准检查落实情况；审批意味着政府通过奖罚权来指挥高校如何办学，审核意味着政府通过信息权来监督高校如何自主办学。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并不一定意味着取消给学术划分等级的做法，而审核是把取消学术等级放在系统的层面进行改革设计，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可行性。”

　　有关是否交由第三方来取代政府做出评价，专家们的观点还不尽相同，李奇就指出，“目前，交给第三方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客观可信，因为第三方组织需要时间发展成长，也需要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保障。”但也有专家认为，适当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是大势所趋。

　　姜耀东就认为，“国外大学的学科建设质量的保证主要是靠学校内部保证机制和独立于政府的外部监控体制。”他建议，通过建立国际认可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评估机制，明确教授、学生、大学、政府和社会等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教授和大学自身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由国际同行、校外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讨论式地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向全社会公布。